没有人能说得清，它是什么时候长在这里的，也没有人能预测到，它会不会像别的树一样，在春夏秋冬的某个时辰突然干枯，最终隐入烟尘，从我们的记忆深处消失殆尽。
一棵柏树，它就长在我们通往外界必经的路上，每当我们上学放学、出门办事都要经过它。在大家熟视无睹、往返辗转的岁月里，谁也没有提起过它，更不用说谁对它有过丝毫的关心，哪怕是一瞥流连的目光。
从家到学校大约有10里路，它就伫立在离学校3里开外的一座小山坡上。山坡的阴面有一片低矮的灌木丛，间或夹杂着一些杜鹃树，到了春天，开满了洁白的花朵，花蕊虽小，但其香无比，伴随阵阵微风，飘洒在空旷的田野中，为每一个离家远行的父老乡亲带去丝丝温馨。
我的家乡多山，且大多都是光秃秃的石山，座座高耸入云，气势磅礴。有人戏言：“抬头看山，帽子都会掉下来。”此话虽是一句玩笑，但足见山势之陡峭，常常让人望而却步。每一座山形态迥异、怪石嶙峋，都有一个形象逼真的名字，有翠峰山、拉尕山、虎头山、将军山等。一座座高山怀抱一座座小山，就像父亲怀抱他的孩子们，行走在苍茫浩渺的尘世间。萦绕在半山腰的云雾变幻莫测、飘忽不定，与山、林、水绘成一幅幅迷人的画卷，成为春夏秋冬四个季节的奇趣景观。而我所在的那个村庄，整个山坡呈缓慢上升态势，像是一张硕大的脚板，从天空伸展到河水潺潺奔流的河沟里。山坡低处均为沙石结构地质，方圆十里，除了这棵柏树，稀稀拉拉地长着一些青草。那棵柏树站在低矮的草丛中间，显得格外高大，抬眼望去，第一个映入我们的眼帘，像一个孤独的老人从远古走来，孤零零地站在路边，任凭岁月的风霜匆匆掠过。山坡最高处均为黄土层，长着草、长着树、种着庄稼、也住着人，我家就住在这百来户人家的村子里，和大多数庄户人家一样，过着面朝黄土背靠天、不丰盈也不贫困潦倒的日子。
山脚下有一小片平地，建有一寺院，始建于清康熙三十六年（公元1697年），属藏传佛教格鲁派，距今已有325年。乾隆年间大经堂被焚毁，公元1764年复建，重修于1879年，寺院香巴佛殿始建于1934年，最初的建筑规模宏大，之前是卓尼禅定寺的属寺，后又成为拉卜楞寺的属寺，鼎盛时期僧侣达百余人，成为当地具有较大规模和影响的藏传佛教活动场所。寺院青砖黛瓦，依山傍水，春天，四周开满了一丛丛杏花、梨花、桃花和苹果花，景色怡人，仿佛人间仙境。到了秋天，树上挂满了累累硕果，香气袭人，像是一张张饱满的脸庞，
这棵柏树的过去，谁也说不清楚，按照正常的生活经验推测，它是先于村庄和寺院就长在山坡上的小路边了，并且已经长大成树，能够抵御外来侵害，独自生存。否则，幼小的小树苗即使抵御得了自然灾祸，也经不起游手好闲之徒的花拳绣腿，抑或牲畜不经意的一脚，极有可能扼杀在生命的起步点。树，和人一样，都有生命；树，和人一样，也都需要呵护，至少也不能长期承受来自外界的欺凌和摧残，唯有如此，它才有可能生存下来的希望。
这棵柏树之所以能够存活下来，还有一个最主要的原因，就是在于它的长相。它长到一人多高时，没有直接向上生长，两根略带弯曲的枝杈开始左右两边生长，但总体还是向上生长，像一个倒立的“人”，算是不成“材”的那种，镶嵌在养育我的这片故土之中，成为我们日夜相伴的亲密伙伴。不管是白天黑夜，风霜雨雪，它始终站在那里，也不管是妇孺童叟、贫富贵贱，它都一视同仁，送往迎来。烈日下，它给我们以阴凉，寒风中，它给我们以温暖，暴雨里，它给我们以遮伞，从来没有过丝毫的吝啬与怠慢。生命之于万物，在于她的不断延续，有生才有命，无生则无命。我们不能奢望它成为栋梁之才，也不能苛求它做出多大的贡献。
很多年过去了，我从外地回到故乡，为了再次看到它，我放弃乘坐汽车，徒步重走山路。有人提醒我，因为每个村庄已通了公路，人们出行都乘坐汽车，山路多年鲜有人走，加之雨水的冲刷，变得更加坎坷难行。但为了再次感受它曾经给予我们的温暖，我宁愿多花点时间，多费点力气，哪怕是承受再大的困难都心甘情愿。我独自一人行走山路，远远望去，那棵柏树还站在山峁上，虽然消瘦了许多，但心里还是得到了些许的慰藉。久别重逢的喜悦提起了我的精神，沿着山路步履坚定地向它走去，待我靠近它时，却发现它已干枯，树上没有一片叶子，光秃秃的站在原地，看上去枯萎已有多年，一股无以言表的悲凄不禁从我心头涌起。我靠着它站了很长时间，看着落了一地的枯树叶，仿佛看见一幕幕往事从树上跌落，直到天色已暗，才依依不舍地离开，往家的方向走去。
故乡的明月照亮了我的天空，照亮了我曾经走过无数次的山间小路。我从这条路走出去，又从这条路走回来，空气中再一次弥漫着青草和泥土的芬芳。
王金梁，甘肃舟曲人，1990年6月参加工作，有诗歌、散文散见报刊和网络平台，现供职于甘南藏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。
